当前，在讨论货币政策时，很少有学者提及货币职能。可是在笔者看来，货币政策是货币职能在宏观层面的展开，若离开货币职能研究货币政策，其实是舍本逐末。笔者将从货币职能角度，分析货币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。
人类早期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。作为一般等价物，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换句话说，货币的出现是由于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其协助，是为了协助商品交换。货币有五项职能：价值尺度、流通手段、支付手段、贮藏手段、世界货币，这些职能皆服务于交换。
所谓货币政策，通常是指“利率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、公开市场业务”等调控货币量的三大工具。马克思认为，货币需求量取决于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。那么，既然能够知道货币的需求量，货币量按需求供给即可，为何央行要用货币政策予以控制呢？
从源头追溯，这与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有关。在维克塞尔之前，经济学家皆认为货币是“中性”的，即货币增减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改变商品的比价。1898年，维克塞尔在《利息与价格》中首次提出了“货币非中性理论”。他认为，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，同时也有储藏功能。而一旦货币被储藏，商品供求失衡会造成经济波动。
维克塞尔还分析指出，由于货币非中性，要想让商品供求恢复均衡就得用“利率”调节价格。他指出，当货币借贷的“实际利率”低于实物借贷的“自然利率”时，企业有利可图则会扩大贷款（投资），投资扩大会推高生产要素价格，而要素价格上涨，要素所有者收入增加又会拉动消费品涨价，于是价格形成了一个向上累积的过程；反之，价格会向反方向变动，形成一个向下的累积过程。
于是维克塞尔得出结论：由于货币的存在，实际利率往往会偏离自然利率，因而要保持价格稳定，必须适时调控实际利率，让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。学界流行的“利率工具论”正是由此而来，且货币政策工具已扩展为“利率、存准率和公开市场操作”。
“货币非中性理论”提出后，维克塞尔名声大振，熊彼特称他是“瑞典的马歇尔”“北欧经济学的顶峰”，并引发了一场“规则”对“权变”的争论。其中一派以凯恩斯为代表，倡导所谓相机抉择的“权变”政策。凯恩斯认为，经济活动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，货币供应是“闸门”，为平抑经济剧烈震荡，政府作为“守闸人”应根据河流的水位，适时关闭或开启“闸门”。
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以费里德曼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反对“权变”。他研究发现，从货币供应变化到价格总水平变化之间，有两个“时滞”期：货币变化需要在6—9个月后才引起名义收入变化；而收入变化后要再过6—9个月才引起价格变化。正由于存在12—18个月的时滞，央行调控货币往往要么过松、要么过紧。而无论哪种结果，都会加剧经济波动。
确实，“权变”政策容易让经济陷入循环怪圈：为减少失业—增加货币供应—利率下降—投资扩大—收入增加—物价上涨—利率反弹—投资收缩—失业增加。所以弗里德曼建议，政府与其手忙脚乱操控货币供应，倒不如实施“简单规则”的货币政策，将货币供应增长率稳定在与经济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。
判断“权变”与“规则”孰是孰非，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弄清楚，货币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。若为了稳定币值（物价），就应选择“简单规则”；若为了短期刺激投资，“权变”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选择。问题是，货币政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此问题显然涉及货币职能。前面说过，货币的职能是协助交换。从交换角度看，货币政策的重点当然是稳定币值。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，欧美由于实施“权变”政策，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了“滞胀”。为摆脱“滞胀”，1975年前后，有五个工业国实施了“简单规则”货币政策，并且成功控制了通胀。
回到理论层面看，“货币非中性理论”其实存在诸多疑点。维克塞尔所说的实际利率偏离自然利率并不成立。庞巴维克认为，利息是货币时差之价；而货币理论大师费雪则将利息定义为“不耐”（急于消费）的代价。他们的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，利率取决于社会的不耐程度，与借贷品是“实物”还是“货币”无关。既然如此，实际利率怎么会偏离自然利率呢？
对于利率不能调节价格，其实经济学讲得很清楚：某商品涨价是由于商品供不应求；而价格总水平上涨，则是因为货币供给过多。这意味着，利率既不决定单个商品的价格，也不影响价格总水平。按照维克塞尔的分析，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，企业会扩贷。那么，央行若不过多发行货币，企业何以扩贷？降低利率又怎么能拉高要素商品价格呢？
最后说货币政策选择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，美国大举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；而中国则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，“稳健”当然不是“权变”。中央强调，稳健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同时货币信贷、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。简言之，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，是稳定币值而不是对经济强刺激。
来源：学习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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